一、黄河畔的暴政与暗涌
公元前1600年的一个秋日，黄河中游的平原上，热风卷着沙尘扑打在脸上。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桀，正在倾宫瑶台间与宠妃妹喜饮酒作乐。青铜器皿里盛着从四方搜刮来的美酒，乐师奏着靡靡之音，而宫墙外，是饿殍遍野的惨象。
“时日曷丧，予及汝皆亡！”（《尚书·汤誓》）——百姓望着太阳咒骂：“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？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！”
这句流传千年的诅咒，并非凭空而来。夏桀的暴政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。他自比太阳，以为永恒不落，却不知地平线另一端，一股新的力量正在悄然凝聚。
在商地（今河南商丘一带），一个叫汤的部落首领，正站在渭水边沉思。他刚得到消息：夏桀又杀了一位直言进谏的大臣关龙逢。汤握紧了手中的龟甲，那上面刻着最新的卜辞：“大吉。天命在商。”
商部落并非一开始就具备挑战夏朝的实力。他们最初只是夏朝东方的一个方国，世代以贸易和农耕为生。但到了汤这一代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汤的祖父主壬、父亲主癸，已经通过联姻和征伐，逐渐吞并了周边十几个小部落。到了汤继位时，商已经控制了豫东、鲁西南的大片土地，成为东方诸侯中实力最强的一支。
然而，汤清楚知道，光有实力还不够。夏朝立国四百余年，正统观念根深蒂固。要想取而代之，需要一种更具说服力的东西——天命。
二、葛伯不祀：第一张倒下的骨牌
灭夏的大业，是从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开始的。
葛国（今河南宁陵北）是商部落西边的邻国，也是夏朝的忠实属国。按照礼制，葛伯应该定期祭祀天地祖先。但不知是财力不济还是有意怠慢，葛伯连续多年“不祀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。
汤派人去问：“为何不祭祀？”
葛伯回答：“没有牺牲（祭祀用的牲畜）。”
汤立即送去了一批牛羊。
过了段时间，祭祀仍然没有举行。汤又派人去问，葛伯这次说：“没有粢盛（祭祀用的谷物）。”
汤便派商地的百姓去帮葛国耕种，老弱妇孺则去送饭。这本是仁至义尽的做法，却引来了葛伯的猜忌。他带着士兵袭击了送饭的队伍，抢走了食物，还杀了一个送饭的孩子。
消息传到商都，汤愤然而起：“葛伯仇饷，是可谓无道矣！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——葛伯仇视给他送饭的人，这简直是无道到了极点！
在当时的礼法社会，不祭祀是大罪，杀害无辜更是天理难容。汤迅速集结军队，以“葛伯不祀，且仇饷”为由，一举灭了葛国。
这场战争规模不大，却意义深远。汤打出的旗号不是扩张领土，而是“代天行罚”。他通过此事向天下宣告：我攻打葛国，不是因为贪婪，而是因为葛伯违背天道。我为那个被杀害的孩子讨回公道。
这种“吊民伐罪”的叙事，开始悄然瓦解夏朝的正统性。
三、韦、顾、昆吾：剪除羽翼的三步棋
灭了葛国后，汤没有直接西进攻打夏朝核心区域，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精妙的策略——剪除夏朝的羽翼。
夏朝在东方的统治，依靠三大支柱：韦国（今河南滑县）、顾国（今河南范县）、昆吾国（今河南濮阳）。这三个方国实力强大，且忠于夏桀，构成了商部落西进的屏障。
汤决定先拿下韦国。
韦国国君是个典型的夏朝旧贵族，骄奢淫逸，对百姓苛刻。汤派人暗中联络韦国内部的不满势力，许以厚利。同时，他亲自率领商军主力，在一个雾气弥漫的清晨发动突袭。
战斗出奇地顺利。韦国军队士气低落，许多士兵临阵倒戈。不到三天，韦国都城就被攻破。《诗经·商颂·长发》后来这样描述：“韦顾既伐，昆吾夏桀。”——韦国和顾国被讨伐后，接下来就是昆吾和夏桀。
顾国是第二个目标。有了韦国的先例，顾国国君惊恐万分，试图向夏桀求援。但消息还没送到，商军已经兵临城下。汤这次采取了围而不打的策略，在城外筑起高台，每天让士兵高声诵读葛伯的罪行和顾国的暴政。围城第十天，顾国城内发生暴动，百姓打开城门，迎接商军入城。
最艰难的一战是对昆吾。昆吾国以冶铜技术闻名，武器装备精良，且国君骁勇善战。汤知道硬拼损失会很大，于是设计了一个巧妙的陷阱。
他佯装撤退，留下大量辎重。昆吾军贪图战利品，出城追击，结果在一条狭窄的山谷中遭遇伏击。商军从两侧山顶推下滚木礌石，箭矢如雨。昆吾军进退不得，最终全军覆没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记载：“汤遂伐昆吾，既克。”
至此，夏朝在东方的三大支柱全部倒塌。通往夏都斟鄩（今河南洛阳偃师）的道路，已经敞开。
四、鸣条决战：风雨中的天命时刻
公元前1600年深秋，汤率领商军及各路诸侯联军，西渡黄河，抵达鸣条（今山西运城夏县西北，一说河南封丘东）。
决战前夜，汤在军中举行誓师大会。他手持玄钺（象征征伐权力的黑色大斧），站在临时搭建的高台上，面对数万将士，发表了那篇流传千古的《汤誓》：
“格尔众庶，悉听朕言。非台小子敢行称乱，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。”（《尚书·汤誓》）
翻译过来就是：“来吧，各位诸侯、将领、士兵，都听我说。不是我小子敢发动叛乱，是因为夏王犯下太多罪行，上天命令我去诛杀他。”
汤接着列举了夏桀的罪状：不恤民力，大兴土木；沉迷酒色，不理朝政；残害忠良，信任奸佞。每一句都掷地有声，每一桩都有具体事例佐证。
最后，他高声宣告：“夏氏有罪，予畏上帝，不敢不正！尔尚辅予一人，致天之罚，予其大赉汝！”
——夏氏有罪，我敬畏上帝，不敢不去征讨！你们要辅佐我，执行上天的惩罚，我会重重赏赐你们！
这篇誓词的精妙之处在于，它完全绕开了“以下犯上”的伦理困境。汤把自己定位为“天命执行者”，而不是“叛乱者”。他征讨夏桀，不是出于个人野心，而是奉天承运。
誓师完毕，忽然天色大变。原本晴朗的夜空乌云密布，狂风骤起，雷声隆隆。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记载：“汤之时，七年旱，以身祷于桑林之野。”虽然这是后话，但当时的异常天气，无疑被双方将士视为天象示警。
夏桀也率领夏军主力赶到鸣条。夏军人数占优，且多为正规军，装备精良。但夏桀的指挥却犯了一系列致命错误。
首先，他轻敌冒进。听说商军多是诸侯联军，以为乌合之众不堪一击，下令全军突击。
其次，他忽略了地形。鸣条地处丘陵地带，不适合夏军擅长的战车冲锋。而商军则提前占据了有利地形，布置了多道防线。
最关键的是，夏军士气低落。夏桀的暴政早已失尽民心，许多士兵是被强行征召来的，根本不愿为他卖命。
战斗在次日清晨打响。夏军战车在崎岖的地形上颠簸前行，速度大减。商军步兵利用盾牌和长矛组成密集方阵，挡住了第一波冲击。与此同时，商军的弓箭手从两侧山坡上发射箭雨，夏军阵型开始混乱。
战至中午，风云突变。一场暴雨倾盆而下，战场瞬间泥泞不堪。夏军的战车车轮陷入泥中，动弹不得。《尚书·汤誓》中那句“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”，此刻仿佛得到了应验。
汤抓住时机，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发起反击。他手持玄钺，身先士卒，直冲夏桀的中军大营。夏军见主帅如此勇猛，士气大振。而夏桀见大势已去，仓皇逃窜。
鸣条之战，以商军的全面胜利告终。夏军主力被歼灭，夏桀逃往南巢（今安徽巢湖），后来死在那里。《史记·夏本纪》记载：“汤遂伐桀，放之于历山，桀与妹喜同舟浮江，死于南巢之山。”
五、商革夏命：中国历史的第一次王朝更替
鸣条之战的意义，远不止一场军事胜利那么简单。
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王朝更替。夏朝约471年的统治就此终结，商朝正式建立。汤在亳（今河南商丘）即位，成为商朝开国君主。
战后，汤做了一系列极具政治智慧的安排：
首先，他没有对夏朝宗室赶尽杀绝，而是将一部分夏人迁到杞国（今河南杞县），让他们延续夏祀。这种“存亡继绝”的做法，既彰显了仁德，又安抚了夏朝遗民。
其次，他改革了官制和刑法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记载：“汤乃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尚白，朝会以昼。”——改换历法，变更服饰颜色，崇尚白色，白天举行朝会。这些看似形式上的改变，实则是在确立新王朝的合法性。
最重要的是，他确立了一套全新的政治伦理。“天命靡常，惟德是辅”（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）——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，只辅佐有德之人。这意味着，统治者必须修德保民，否则就会失去天命，被新的有德者取代。
这套“革命”理论（“革”指变革，“命”指天命），成为后世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之一。周武王伐纣时，援引的正是商汤的先例。
六、现代启示：权力、民心与历史周期率
站在鸣条古战场的遗址上，黄土依旧，烽烟已散。但这场四千多年前的战役，留给我们的思考却历久弥新。
第一，民心是最大的政治。
夏桀并非一开始就是暴君。早期他也曾有所作为，但权力逐渐腐蚀了他。倾宫瑶台、酒池肉林、杀戮忠良……每一步都是在离心离德。而商汤则反其道而行之：解网施仁（传说汤见捕鸟人四面张网，命撤去三面）、赈济灾民、吊民伐罪。他懂得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。
第二，合法性需要建构。
商汤如果单纯以武力夺权，很容易被贴上“叛乱”标签。但他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政治行动——从“葛伯不祀”到《汤誓》誓词，从剪除羽翼到天命叙事——成功地将自己建构为“天命执行者”。这种合法性建构的能力，是杰出政治家的标志。
第三，时机把握至关重要。
汤在灭葛、伐韦顾昆吾时，夏桀并非没有警觉。但夏桀刚愎自用，认为“东方小丑”不足为虑。等他意识到危险时，羽翼已被剪除，大势已去。商汤的每一步都踩在节奏上：该隐忍时隐忍，该出手时雷霆万钧。
第四，制度建设比个人英雄更重要。
商汤灭夏后，没有沉迷于个人权威，而是着手制度建设：官制、刑法、礼乐、祭祀体系。正是这些制度，让商朝延续了五百余年。相比之下，夏桀完全依赖个人专断，制度形同虚设。
1945年，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“历史周期率”之间：“一部历史，‘政怠宦成’的也有，‘人亡政息’的也有，‘求荣取辱’的也有。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。”毛泽东回答：“我们已经找到新路，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。这条新路，就是民主。”
鸣条之战，是历史周期率的一次典型演示。而如何跳出这个周期率，是每个时代都需要回答的问题。
七、结语：玄鸟之裔，革故鼎新
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》开篇：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”
传说商人的祖先契，是母亲简狄吞食玄鸟（燕子）卵所生。这则神话赋予商族神圣起源。而鸣条之战，则将这种神圣起源转化为现实政治力量。
商汤革夏，不仅是一次王朝更替，更是一次政治理念的革新。它宣告了“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”的原则，确立了天命可以转移的理论。这套理念，贯穿了此后三千年的中国历史。
站在鸣条的山岗上，秋风掠过耳边，仿佛还能听到《汤誓》的回响：“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……”这声音穿越四千年时空，提醒着每一个执权者：权力来自天命，天命来自民心。
而民心，终究是历史最公正的裁判。
注：本文史料主要依据
《尚书·汤誓》（记载商汤誓师词）《史记·夏本纪》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（司马迁对夏商更替的系统记载）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（提及葛伯不祀事件）《诗经·商颂》（商朝祭祀乐歌，反映商族历史记忆）《竹书纪年》（战国魏国史书，与《史记》可相互印证）现代考古成果：二里头遗址（一般认为属夏文化）、郑州商城遗址（早商都城）长宏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