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5年8月4日，天津各业工人代表聚集广东会馆，宣告天津总工会成立，通过了《天津总工会章程》，选举安幸生为首任委员长。
百年后再看这一刻，能彰显早期工运廉洁底色的，不只是会场旧址和一张黑白合影，还有《天津总工会章程》中那些朴素的“廉洁规矩”——“会费及一切捐款须专用于工人福利、罢工互助、法律救济及本会必要办公开支，不得挪作他用。”“财政部须建立收支账簿，各项收支按月向执行委员会报告，并定期向全体会员公示账目，接受会员监督。”“执行委员及职员不另支薪给，经手款项须三人以上联签，任何人不得私借、截留或侵占工会经费，违者除责令退赔外，开除会籍，情节严重者送交法庭。”
会费、捐款、罢工互助金进入工会，就不是零散小钱，而是千百名工友的信任。工人愿意把血汗钱交给总工会，是因为相信这个组织替工人撑腰、维权、解难。工会组织要对得起这份信任，首先就得把每笔钱记清、把规矩立明——谁经手、谁入账、谁监督，一目了然；经费只能花在工人身上，绝不能落入私人腰包。
安幸生经手巨额工会经费，始终坚守规矩，分文不取。他家中比较富裕，却变卖田产接济被捕难友与罢工工友，自己过着清苦日子。这是工运领袖克己奉公、廉洁持会的直接见证。这种“公款姓公、分毫不沾”的做法，正是对《天津总工会章程》条文最有力的践行——早期工会不是等机构庞大后才谈廉洁，而是在第一次收会费、第一次做账、第一次有人提议“先借一点”时就用制度和人品给出回答。
《天津总工会章程》告诉我们：工人组织要形成力量，不能只靠义气与热情，还要靠共同遵守的制度。会费收得清，会员心才齐；账目晒得明，组织才可信；经费只用于工人，工运才不被私利污染。工会把分散的劳动者凝聚为命运共同体，正是从一纸章程、一册账本、一位克己奉公的领导者开始。
（作者：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王艳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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